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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与地狱,一场事关人性的犯罪纪实

吴 昊 非虚构时间
2024-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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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吴  昊


文艺作品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现实?伍迪·艾伦在《开罗紫玫瑰》里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美国大萧条背景下的爱情故事,女主角塞西莉亚无法忍受丈夫的不负责任和嗜赌成性,她一次次地走进电影院观看同一部电影,神奇的事件发生了,影片里的帅哥探险家走出了荧幕,和她一同出奔……
虚拟的人物渴望真实的生活,而现实中的人们则希图虚构的人生。这样的艺术作品巧妙地揭示了电影对于现实的复刻,透过伍迪·艾伦狡黠的眼光,敏锐地捕捉到了现实中人于世间的愿望与忧愁。


《开罗紫玫瑰》剧照


这样的艺术杰作如果与现实罪案联系在一起,其中滋味就变得更加复杂,值得人们深思。
1963年,黑泽明执导的《天国与地狱》在日本上映,这部反映现实的犯罪类型片并不是他最为人称道的作品,但是意想不到的与当时的一桩诱拐案件结合在一起,完成了一种现实与虚幻的“同构”,达成了其他电影无法企及的艺术高度。现实罪案所暴露的,涉及1960年代日本社会的诸多隐患,借由黑泽明的电影,将战后日本经济腾飞之下的不安、破败充分地保留下来,这种感觉像极了琥珀化石里的远古昆虫,一切都是如此地讽刺,一切又是如此地真实。
“二战”之后的日本,由于美国的占领以及“指导”成为了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前线,参照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日本的经济迅速恢复。
本田靖春在《诱拐》中用“春天”形容这种兴盛,这一时期,可以说社会也处于一个变化的节点。得益于经济高速增长政策,企业蒸蒸日上,依附于企业的都市人口也逐渐享受到红利。
本田氏极为耐心地在故事开篇对东京入谷南公园的周遭进行了像素级的复现,现代、快捷的JR站点,干净、美观的新建住宅,这一居民点的中心秉持着全新的设计理念,在寸土寸金的地段上为周边居民开辟了一个公园,附近的儿童常在这里嬉闹玩耍,良好的治安环境也让父母对于独自玩乐的孩子颇为放心。

案发地入谷南公园


“战后”时代被迅速遗忘,带着给新旧时代划一条清晰界限的意味,官民合力申办成功的东京奥运会,即将于次年(1964年)10月10日开幕。“婴儿潮”的到来,企业产能的猛增,都市现代化水平的提升,社会福祉在城市这一场域中是具象的,身处东京会觉得自己置身天堂,但是很快,这种幻觉就随着吉展君的失踪被打得支离破碎。
从犯罪史的角度里看吉展案,观者可能会觉得平平无奇。大致上是吉展君在傍晚时分在公园独自玩乐,一位陌生男子借机与其搭讪,在公园游客不少的情况,这名男孩就这样消失了。警方在一开始并不觉得这是一起以求财为目的的诱拐案,村越家经营着一家土木工程公司,算不上大富大贵,比照1960年发生在东京的“雅树诱拐事件”,吉展君绝不会是那些勒索钱财者的首要目标。所以警方的初期调查方针,便是寻找与村越一家有过节的人。
在这种搜查逻辑的影响下,寻找吉展君的进程变得十分漫长,与警方的怠慢相比,村越一家反而在一开始便断定吉展肯定遭到了诱拐,在朋友的帮助下自行为自宅电话配备了录音设备,没想到家人们的积极应对在警方这里反而变成了可疑的举动,他们甚至怀疑是村越一家自导自演了这场闹剧。在警方、受害人家庭矛盾频出的当口,犯罪者打来的勒索50万日元的电话验证了诱拐的事实,也让日本警察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的局面。


绑匪指定的赎金交付地点


这种自以为是的作风,在《怪人二十一面相》一书亦有生动描写,在吉展案里指挥系统混乱、好面子、官僚作风严重几乎就是警方的全部作为,如果说战后日本都市是迅速现代化了,那么整个警察系统仿佛还停留在幕府时代。
电影《天国与地狱》中,由仲代达矢饰演的户仓警部,不仅业务能力出众,而且是一位能够体贴受害者的温柔君子。整部电影中的警察形象都是急人之所急,也会在力有未逮之际坦率地道歉,虚构警察显然不是案件发展中的“猪队友”。然而,现实中的日本警察完全成为了电影形象的反面教材。在吉展君被绑架的这一周里,日本警方展现了“一贯”的业余态度,在“漫长”的交涉中警方的精力开始涣散,一直抱有人赃俱获的野心,但是又出于疏漏搞错了盯梢地点(与嫌疑人擦身而过),也忘记了记录赎金的编号,以至于绑匪拿走了赎金,而警察却一无所获。
如果策划诱拐的犯罪者是高智商犯罪,那么或许还可以令公众“信服”,然而这位让日本警方频频丢脸的罪犯竟是一位极其普通的外乡人,本田靖春笔下的警匪交锋不仅细致入微,甚至能察觉出作者春秋笔法——在这场诱拐事件里警匪双方都极其“业余”。

由于警察的失误而错过了绑匪


这位来自日本东北地区的福岛县石川郡的罪犯名叫小原保,和那些享受战后日本城市发展福利的城市居民相比,他仿佛生活在“地狱”一般。
“一块水田因太狭窄,无法使用机械,效率低下。日照时间短,灌溉水温度不够,容易遭受冻害。诸多不利因素叠加,大山深处的人们饱受贫穷之苦。山村内的小范围通婚,导致了许多遗传疾病和家族病史,使本不富裕的家人们雪上加霜,犹如血统的诅咒。”
小原保家世代务农,家庭条件贫困,且家族成员众多。对于町政府的人而言,那些并非接受分配而自行进入大山(家里的长男才能继承自家的田地,如果有其他的儿子,那么这些人就会自行进入深山,寻找可以耕种、过活的土地),以及他们的子孙,或许是不受欢迎的存在,他们甚至不被接纳为本地区社会的一员。
由于贫瘠的生活条件、拮据的家庭收入,小原保在一次手术后落下了终身的残疾。身体上的缺陷在学校生活中成为了他人模仿、取笑的对象,从小学五六年级就染上了偷窃的恶习。在父亲的坚持下,保学习了钟表修理的手艺。然而因为糟糕的身体状况,他很快丢掉了正当工作。最后前往东京谋生,邂逅了同样命运多舛的酒馆女老板清子。在东京钟表店小原保私吞货款,欠下了10万日元的债务。


《诱拐》作为一部非虚构的杰作,作者在陈述、关照小原保的悲惨命运的同时,不忘点醒读者们——
“不要把农民想简单了。忍耐的另一面就是残忍、凶残,他们至今都把别人的失败当作好事,把别人的死当作自己的幸事,是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
小原保在被捕之后坦诚,自己在欠债之后,受到了《天国与地狱》这部电影中绑架细节的影响,因此实施了犯罪,在本田靖春的记录里他对于杀害吉展君的细节表述得极其冷静,而在拿到赎金之后,就开始大肆挥霍。他之所以能够逍遥法外那么久,基本仰仗于日本警方对于不在场证明的疏漏,以及对于罪犯年龄的错误评估。
事实上,小原保一直是警方的怀疑对象,然而在多名债主举报之后,警方仍旧“粗暴”地将他排除嫌疑,保的兄弟都认定是他做的,主动去警方处检举。但是警方并未前往石川郡详细核实小原保的不在场证明,也认为残疾的他无法从取赎金的现场迅速地撤离。是少数秉持良心的记者,开始组团行动起来,主动采访小原保,询问他被列入嫌疑名单的反应,顺便录下他的声音。在记者伊藤登的追问下,小原保露出了马脚。


《天国与地狱》剧照


在吉展案结案,媒体报道罪犯小原保的经历之后,整个日本社会为之一震,黑泽明电影中大城市里的贫民窟更为真实地被呈现在公众面前。不少人同情小原保的遭际,指出他的犯罪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的症候,所谓“其情可悯,其罪难恕”,判处小原保死刑更多的是一种空洞的能指。
1968年流窜于东京、名古屋、札幌等地的永山则夫走上了与小原保一样的道路,只不过这次他拥有了手枪,杀害数人影响更为恶劣。然而究其犯罪动机与成长经历,和小原保一样有值得怜悯之处。
而在吉展案中扮演不光彩形象的日本警方,等待他们的是接踵而来的大案,他们形象和能力饱受质疑,江河日下,从一定程度上为解释了日本文艺作品中侦探形象的繁荣,因为他们的警察实在是太不靠谱了。
“这段岁月教会我,‘犯罪’二字并不像字面理解的那么简单,多数时候,它是植根于社会幽暗部的一种病理现象,而所谓‘犯罪者’,往往是社会弱者的同义词。”
本田靖春的言行已经超越了一个记者的伦理,事实上在吉展案中一部分秉持正义的记者,代替了警察履行了社会职责,给予受害人家属慰藉,也清晰地体认到了日本社会彼时的“天国与地狱”之别,他们不耽于发现问题,更会秉笔直言,不惜冒犯权威,这是战后日本反思过错的某种具体化表现。

《诱拐》作者本田靖春


回到《天国与地狱》的电影开篇,三船敏郎扮演的权藤是位颇具手腕的企业家,他告诫在玩警匪游戏的儿子——“男人不是干掉别人就是被别人干掉。”能力主义并不必然导致社会道德水平的滑坡,权藤最后拯救了司机青木的儿子,却也失去了拥有的财富和地位,被迫从头开始,但是他与其他为富不仁的富豪相比获得了人性。
无论是这部古早的电影,还是通过阅读《诱拐》,都不能完全替代公众自身对社会幽暗部的体认和关照,防微杜渐是现代社会每一分子都应具备的维度,也是构建社会基础人性的基石。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诱拐》

[日]本田靖春 著,王新 译

ISBN:9787532793914

定价:52元

出版时间:2024年3月1日

上海译文出版社


内容简介

1963年,日本举办东京奥运会的前一年,战败的阴霾似已淡去,一派欣欣向荣。然而,东京仍残留着空袭留下的焦土。对于居住在废墟附近的村越家而言,“寒冬”才刚刚来临。

3月31日,4岁男童村越吉展下落不明。村越夫妇报警后不久,绑匪打来电话,勒索50万日元。警方展开大规模调查,历时两年多,才终于逮捕嫌犯。这就是被称为“日本战后最大绑架事件”的“吉展诱拐案”。

多年后,了解到犯人一生经历的受害者家属说:“犯人也有他可悲的故事。”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这个“其情可悯,其罪难恕”的小人物的命运,似乎正是被时代的洪流抛下的千万人的缩影……

作者简介

本田靖春,日本记者、纪实作家,大宅壮一非虚构文学奖评委会委员。1933年生于朝鲜。1955年,早稻田大学政经学部新闻学科毕业,入职读卖新闻社,曾任社会部记者、纽约特派员,1971年离职。1964年报道卖血的现状,其关于“黄色之血”的连载报道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日本献血制度的确立。1977年,《诱拐》获文艺春秋读者奖、讲谈社出版文化奖;1984年,《不当逮捕》获讲谈社非虚构文学奖。另著有《私战》《疵》《我,会终生做一个乖僻的人》等。2004年去世。




































延伸阅读

译文纪实系列书目 | 2013-2022

“犯人也有他可悲的故事。”

记者“无冕之王”的时代,反叛者的挽歌

被忽视的病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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